本刊记者 石破【南风窗】
当不发达地区的“穷经济”把“穷政府”与“穷百姓”缠绕在一起时，他们应该怎样处理好彼此的关系？
“穷政府的官员确实不好当。”兰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导宋超英教授说，“经济穷的地方往往是吃饭财政，每年财政收入仅够给公务员发工资，剩下就没什么钱了。如果政府一没钱，就想法到老百姓身上弄钱，老百姓穷上加穷，干起工作没劲，经济更不景气，政府税收也不高，大家就都陷在穷的怪圈里走不出来，恶性循环。”
宋超英这番话是针对兰州市最近一项收费政策有感而发。
这项费用名叫“贷款建设路桥车辆通行费”，简称“路桥费”，收费主体是兰州市政府城投公司。当地知情者说，从2001年起，兰州市就开始征收类似费用了，当时叫“道建费”。2003年12月，国务院针对机动车辆乱收费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兰州市的“道建费”遭遇清理。
但政府的该项收费冲动一直没有放弃。2007年5月，兰州市将原“道建费”改为“路桥费”，上报征收并获省政府“试行批准”，试行期为2007年10月~2009年10月。
今年10月底试行期结束前，兰州市报请省政府同意该市正式收取“路桥费”。11月6日，省政府做出了同意的批复。收费期限为20年(含2007年10月~2009年10月试行期两年)。
路桥费风波
兰州市为什么要征收这样一项费用？据当地媒体刊登的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近几年来，该市“在城市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前所未有”，但自有财政资金远远不够，主要依赖银行贷款，目前已进入还债高峰期，但未来10年，兰州市还要再投资600亿元用于路桥基础设施。因此，收取路桥费“已成为兰州市偿还贷款的必要补充”。
在进入“偿债高峰期”的同时，又要进入新的“投资建设高峰期”，这样的发展思路真的要很有想象力才能领会。但兰州市认为自己已找到一条解决资金矛盾的有效途径，那就是：“将政府的组织优势和银行的融资优势充分结合起来，让银行贷款成为兰州城市建设的主要融资平台。”
据市政府提供数据：截至2009年4月，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兰州银行等在内的金融机构已为该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累计贷款106.2亿元。
另据当地媒体披露：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兰州城投公司就以路桥收费权作为质押，与国家开发银行先后签订了52.9亿元的路桥建设项目贷款协议。有关人士始终坚称：如果取消路桥费，银行就会收回贷款。
原来路桥费表面上是政府要收，实则是银行要收。换句话说，车主缴不缴费，已不是兰州市政府说了算，而是银行说了算了。
宋超英教授对此有不同看法：“政府把贷款修路的收费权抵押给银行，这是金融运作的一个方式，从金融操作角度没有漏洞。关键是兰州市哪条路是政府贷款修建的？这些路应不应该贷款修建？要说清楚。你能说城市每条路都是贷款吗？你要说清楚了，在哪条路上设收费站，我们不走这条路！”
不幸的是，根据兰州市新闻发言人提供的资料，近几年来，“通过多方融资，我市先后建成了4座城市大型桥梁，完成了城市5个出入口道路及24条城市道路的新建和改扩建，修建了2座立交桥，15座过街天桥，23座地下通道”。即是说，这几年该市修建、改建的大街小巷、大桥小口等几乎所有城市道路桥梁建设，都用到了银行贷款。
兰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珀认为，高速公路、隧道、大型桥梁的建设，投资比较大，光靠地方财政支付不了，才会产生银行贷款，而城市内一般道路，建设资金应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即使有贷款也不应很大。兰州市政府采用“把路桥收费权质押给银行，收费还贷”的方式，对于城市道路建设是不适用的。
但兰州市政府认为，向车主收取路桥费主要依据是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对利用贷款或者集资建设的大型桥梁、隧道等，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向过往车辆(军用车辆除外)收取通行费，用于偿还贷款或者集资款，不得挪作他用。收取通行费的范围和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然而，《条例》第十九条只提到“大型桥梁、隧道等”才可以“贷款建设，收费还贷”，并未包括其他城市道路桥梁，问题就出在这个“等”字上。市政府认为“等”就包括了一切城市道路桥梁，而兰州的一些法学界人士对此提出异议。
“法律不是随便解释的。兰州市政府没有权力解释这个‘等’字，甘肃省政府也没有，必须报请国务院进行解释。”胡珀说。
今年4月28日，当兰州市收取路桥费还在试行阶段时，兰州市民洪维向甘肃省人大法工委递交了一份《关于撤销兰州路桥费的申请书》。
今年3月1日，《甘肃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开始施行。根据《规定》，政府部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要在公布后的30天内，报送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省人大法工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办公室，负责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在给省人大法工委的《申请书》里，洪维认为兰州市征收路桥费涉嫌行政违法，请求省人大依法启动撤销程序。两周后，省人大法工委电话回复洪维：根据领导研究，路桥费的事，是在《规定》施行之前就有的，不在人大常委会审查之列。
洪维难免困惑：这是与国家法规相悖的事，为啥还要批？
“道路冠名权”流拍
路桥费引起的喧嚣，使兰州前段时间发生的另一起公共事件被冲淡乃至遗忘了。
今年10月下旬，兰州市民政局宣布：将对兰州市郊四大主城区的14条道路冠名权进行公开拍卖，出让年限为15年。2007年，兰州市就搞过有偿出让过街天桥冠名权，这次则是首次对道路冠名权进行拍卖。该计划一经宣布，就在社会上遭到了普遍的非议。
从法律上似乎找不到民政部门拍卖路名的不妥：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城镇街道名称，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审批。《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县级以上民政管理部门(或地名委员会)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名工作。其职责是：……审核、承办本辖区地名的命名、更名等。
“你给街道命名可以，但以拍卖的方式收取费用是不行的。”胡珀说，“政府收税，以及非税收入的范围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就不得收取。我专门查了一下，拍卖道路冠名权属于收费范畴，没有法律依据，道路名称是公共资源，是不能拍卖的。”
面对公众质疑，兰州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负责人表示，道路有偿冠名，民政局一直非常谨慎，要求各区民政部门对企业对道路冠名要公开、透明，涉及款项也会继续投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这种“以城养城”的方式也算是一种资源优化。
受兰州市委托负责拍卖的甘肃四方拍卖公司负责人也解释说，这14条道路都是新建成的，出让冠名权不会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所冠的路名也不会造成混淆。
“政府说的理由，从经济上讲得通，但法律上是讲不通的。政府的想法再好，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来做，不能说初衷是好的，就要违法行政。”胡珀说，“至于路名拍卖后，老百姓方便不方便是另一回事，对路名进行拍卖，政府有没有这个权力？根本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你拍卖出来，老百姓更方便了，但你没有这个权力。”
还有市民担心：道路冠名权拍卖后，假如取得冠名权的企业后来破产了，这条路的名称怎么处理？处理不好会影响政府形象、兰州形象。更多的市民认为，兰州目前的街道名称，基本上都是按本省各市、县的名称来命名，或按市民历史习惯命名，新道路的冠名应尊重居民传统习惯。
在媒体对兰州拍卖道路冠名权的事大量报道后，加上本地有实力、有意愿的企业少，报名竞拍者只寥寥几家，兰州历史上第一次道路冠名权拍卖活动就这样流产了。
水价上涨
兰大教授宋超英笑道：兰州路桥费风波在全国范围的影响，远不及两年前的牛肉面限价之争。“因为政府给牛肉面限价，别的地方这么干的几乎没有，所以影响更大。”
宋超英教授认为兰州市物价局当年办了一件蠢事。“牛肉面价格，政府管不住的，因为它是个充分竞争性行业。政府应该控制、必须控制的是垄断行业的价格。”宋超英此言指向的，是2009年兰州最引人注目的水价格上调风波。
10月22日，兰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水价上调，其中居民生活用水每立方米上调0.3元。按照兰州市建委主任宋智虎的说法，水价上调3毛钱，对普通居民生活的影响不大，况且政府还对低保户实行了差价月补贴制度。
可能严重的问题性在于：媒体把水价的上涨，与“外资阴谋论”扯到了一起。
2006年底，原兰州供水集团公开招标转让其45%的股权，国际水务巨头法国威立雅最终以17.1亿元获胜，期限30年。
据知情人介绍：兰州供水集团股权转让的程序看起来合法守矩。当时共有三家公司参加竞标，除威立雅外，还有一家外企及北京一家国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45%股权的作价不超过6亿，当威立雅公司以17.1亿元的报价惊艳亮相时，众皆瞠目结舌，其余两家公司不战而退。
一位原兰州供水集团高层对当地媒体记者说：“招标时，我们都不敢相信这一报价。我们做过估算，按照现在的水价和供水状况，30年内威立雅很难收回其投资。”
当时有传言：兰州市政府承诺，让威立雅每两年涨一次水价，每次涨2毛钱。结果还真是两年涨一次，还不止2毛。
宋超英称，“兰州水务”模式是很有影响力的。威立雅收购中国的供水公司股权，在兰州搞得最成功，它成了中国供水系统的一个模式，国内很多地方学。现在威立雅已经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买了30多家供水企业的股份了。“但对这种模式，在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它等于外国资本采取手段，把政府控制住了，政府成了附庸。”
这次水价调整的新闻发布会上，兰州市政府披露数据称：“兰州市现在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供水企业兰州威立雅2008年实际亏损5484.59万元。”
兰州市民感到不满的是，他们不知道所谓的“供水成本”到底都包括什么？“如果把员工的高工资、管理不善造成的浪费等都加到成本里，让老百姓来承担，显然是没道理的。”宋超英说，“这个成本应该由相关单位聘请独立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来做出核定。但现在采取的办法，是让物价局下属的工农业产品成本调查队出具数据，这个调查队就属于物价局，都是政府部门。你想要什么样的数据，他就会给你做出来。”
热价争议
2009年10月22日上午，就在兰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水价调整的时候，兰州市民洪维走进了市物价局。他要听听市物价局对于冬季供暖价格的说法。
一周前，洪维向市物价局递交了一份《关于请求召开兰州供热价格降价听证会的申请》。申请书中写道：
去年9月，兰州市供热办以煤炭价格暴涨造成供热成本上升等因素为由，向市物价局申请将居民热价上调50%，获得批准。但今年煤炭价格又降了，9月份煤炭价格较去年同期每吨下降了130元，下降24%。洪维认为，既然煤炭价格上涨时，供热部门和供热企业能主动向政府申请上调热价，那么，煤炭价格下跌一年多了，供热价格应该有一定的下降空间。去年因煤炭涨价热价大涨，召开了“涨价听证会”，现在煤价下调了，应该开个“降价听证会”，随行就市。
申请书送达两天后，市物价局收费管理处王处长来电，正式通知洪维：有关领导批复，鉴于省政府已经批复维持热价稳定的申请，热价维持不变，就不再举办听证会了。
10月22日这天，洪维又去找王处长，认为自己的申请是书面的，物价局也应该给书面答复，并又提交了一份《关于公开供暖成本的申请书》。
两周后，市物价局马副局长等领导会见洪维，书面答复他：热价不变，暂不召开听证会。并把供热成本向洪维作了介绍。洪维回答：你们让我看的这些数据资料太多了，应该放到网上去。你们有专家，民间也有专家，能把这些资料解读一下。
市物价局领导说，我们为你这个事开了两三次会。洪维回答：“能做到这点是一种进步。”他还是感谢物价局的领导能与自己沟通的，“因我对兰州市政府权力的傲慢深有体会”。
兰州市物价局收费管理处王处长告诉记者：“今年维持热价稳定的事，是市建委给市政府、也给我们物价局送了申请，要求维持稳定。我们接到申请后，由物价局下属的兰州市工农业产品成本调查队进行了供暖成本测算、调查，我也参加了。去年的平均煤价是445元/吨，今年采暖期的价格达到448元/吨，比去年还涨了点儿。因此供暖成本并没有下降。”
洪维说：“相信这事对兰州政府部门触动挺大。物价局领导跟我见面一周后，市政府作出‘保质供暖承诺’，也是想平息降价风波。政府部门做出保质承诺，这在兰州历史上没有，肯定与我这个事有关。鉴于今年公众意见大，二次供暖费也不收了。”
政府的“收费情结”
兰大教授宋超英认为，不发达地区的政府似有一种“收费情结”，要解决财政支出不够的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收费。
近年来，兰州市的收费、涨价事件似乎一直没断过：公交卡收费标准，北京在降，兰州却在涨。别的城市多数公园不收门票了，兰州市的多数公园还在卖门票。全国很多城市在“退路还市”，兰州市却在道路上建夜市，搞“夜市拍卖”……
洪维说：“有些政府官员没有服务意识，不顾百姓感受，用我们当地话叫‘硬做事’，想涨价就涨价。也不管老百姓什么反应，如果管了，就不会这么涨价了。”
兰州的百姓似乎也习惯了年年涨价，除了发牢骚以外，别无他法。今年7月份市政府召开关于水价上调问题的听证会，其中一位消费者代表是低保户，竟然双手赞成提价。提起此事，宋超英教授哭笑不得：“消费者永远不应该同意涨价的，你是在与政府博弈呀，除非你的钱多得没地方烧。犹如我们去买东西，人家说要100块钱，我们说太低了，应该给200块！”
但在老百姓和部分官员眼里，对政府某项具体工作的意见，往往会误解成针对政府本身的，进而又上升到是对政府不满。
洪维说：“我把《关于撤销兰州路桥费的申请书》递给省人大法工委后，兰州媒体报道：有十几名学者也上书国务院，认为兰州市政府收取路桥费是违法行政。但在媒体的报道中，他们连名字都没有披露。还有几位兰州大学的教授向媒体发表观点，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后来就哑火了。”
洪维认为自己并非与政府对着干，而是为政府分忧。“政府也应该与大家充分沟通，取得理解和支持。发展是人心所向，有些事情，表面是民意与政府的对立，深层原因是发展。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让民意与政府的执行都走在发展的道路上。”
“政府的官员确实不好当。”宋超英说，“我认为兰州政府要摆脱窘境，应当千方百计把当地经济搞上去。但有些官员的理由似乎是：要把经济搞上去，就得营造好环境，要营造好环境，就要把硬件搞上去，要把硬件搞上去，就得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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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2009年7月20日
作者：EVAN OSNOS
译者：方可成
2008年5月12日，《财经》双周刊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中宣部，一个有权力开除编辑、取缔报刊的政府部门禁止对学校的救援行动进行报道。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1989年曾因同情广场示威者而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Fa輪gong，广场周年纪念）。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两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自从广场事件以来，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根据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中国媒体研究专家Anne-Marie Brady收集的党内文件，江泽民曾经这样宣告。中国记者不会像俄国同行那样被黑社会谋杀所困扰，但记者无国界组织在它最近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将中国排为173个国家中的167位——位于伊朗之后，越南之前。中国宪法第35条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媒体，但在法庭上，它总是输给那些诽谤和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保护记者委员会在2008年的报告中指出，有28名记者被关进了中国的监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这个月早些时候，伊朗超过了中国，十年来的头一遭。）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中宣部是以半秘密的形式工作的，它的总部没有标志，也没有公开的电话号码表。它给编辑和发行人下达最新要求和禁令。一些底线是固定的，禁忌的内容包括军事、宗教、民族争议以及政府的内部运作。但其他一些边界却是灵活可变的。2005年秋天，媒体人在报道松花江污染事件时享受了自由。几周后，他们却又被要求停止报道一起外科医生手术时打电话致使病人面部瘫痪的事件。（对于一名中国记者来说，甚至连披露这些指示的内容都会带来危险。《当代商报》记者师涛就曾因在一封发往国外的电子邮件中描述当地宣传部门的指示而被判处十年徒刑。）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Out of the Crucible）》，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the God of Wealth）”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一个熟悉《财经》及这则报道的人说，揭露从私有化中疯狂获利的行为太容易将中共高层领导子女卷入其中了——这是一个甚至会将改革派对开放媒体的意愿彻底扼杀的禁忌。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制衡绝对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改善并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触及到政权根本和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也应该得到容忍。”他补充说，“我并不同意对胡舒立的批评，相反我认为她很高明，她使《财经》在当今中国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狭缝中得以生存。”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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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大城市与城市群
1997年，在第十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上，雷姆·库哈斯以其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珠江三角洲计划》，从多角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区域由高速公路和与之伴生的加工业构成的新型城市带现象。在此之后，他的哈佛研究团队继续保持对珠江三角洲城市带的关注，2001年，《大跃进》出版，在书中他指出：“它（指《大跃进》）描述一种新的城市状态，一种新的城市存在形式，我们称之为‘加剧差异的城市’（city of exacerbated difference）或者COED。除却我们已知的所有特征，COED生成了一系列新的、版权所有的概念，它提出了一套新的词汇或语言框架来描述和解释当代城市环境。”
此时，以上海浦东开发为先导（到1998年，已有170余幢高楼疯狂的滋长出来，与外滩建筑群隔江对峙，初步形成CBD格局），中国的新一轮超速城市化也刚刚起步。在此之前，整个社会颇为关注西方大城市发展的弊端，曾着力加快中小城市和县级市的发展，但是这十年间，大城市、超大城市和超级城市群的超速建设，已成为主流。与既成的珠江三角洲“畸形”的城市带不同，在这十年间逐渐成型的长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包括江苏的扬州、泰州、南通、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的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共15个城市及其所辖的74个县市，以沪杭、沪宁高速公路以及多条铁路为纽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和京津城市带（及环渤海经济圈），则更多依托于原有城市布局，以交通环境的改观、行政机制的变革，以及新区城市景观的塑造（如上海浦东、北京国贸区域、天津滨海新区于家堡CBD规划）为特征，展现出更为强劲（目标是世界级城市群）、主流（中国特色）和国际化（规划与设计均为国际招标）的趋势。
2．保护与再生
2003年，欧宁、曹斐与缘影会拍摄了《三元里》，以纪录片的形式将这个广州的城中村的生态进行了全面深入剖析。两年之后，在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上，策展人张永和已将“城中村”作为一个独立展示场馆进行集中展示，动员国内外6所著名大学进行“深圳城中村联合设计研究”，不仅关注问题、分析问题，也着手于解决问题，即试图为这个困扰城市规划的难题找到化解的方法。
由此，城中村作为一种特异的都市现象，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像深圳的大芬村（油画村）和岗厦村（邻近市民中心），由于产业、规划或区位等原因，其鲜活、多样的都市性与四围的新建平庸城区形成巨大反差，已经成为自发都市性区域的范本，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然而由于片区的现状长期以来被认为“与深圳现代化的城市形象极不相称，已经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已开始进行整体夷平重建的大规模改造。眼下岗厦河园片区集体物业已率先拆除，接下来村民物业签约也将尽快启动，这标志着岗厦村改造项目进入了实质性启动阶段。显然，作为中国超速城市化的一种特殊现象的城中村，在尚未来得及充分记录、研究和融入城市之前，已经在成“建制”地消失。
2007年6月，一个由库哈斯和AMO、黛克、马清运和朱锫等11个建筑师团队参加的“再生策略：北京旧城——西四新北街概念设计国际邀请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展出。参展建筑师针对这个历史文化保护区域的具体街块，提出激活与再生的模式，其中库哈斯团队将研究的主题集中于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试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现实的角度，探究保护主义与现代建筑/规划间存在的历史性敌意，以及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解与合作机制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意在探索历史街区再生新模式的概念设计展览，受到民间保护组织的激烈争议，他们不能理解我作为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的编辑者，为什么会策划一个“毁灭”历史街区的展览。由于在衰落、毁灭与保护、激活间缺乏必要的文化弹性，近十年来对传统街区的保护，尚徘徊于对绝对保护与政策更新的执著，没有把区域整体激活与民间再生力量的参与纳入视野。
在历史街区保护已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像岗厦村和西四北地区这样的区域要想获得再生并融入城市，仍是步履维艰。
3．旧区新生
2000年上海“新天地”项目启动，由此开启了旧城“普通”街区经商业文化包装而再生的模式，一时间各地纷纷仿效，然而成功者寥寥，可见这种完全大规模复建（虽然是“严肃”的态度）、整体商业运作的模式，还是有相当的商业风险和再生误区（就是“新天地”本身，也很快面临周边城市环境剧变、自身沦为孤立景观的窘境）。但是在奥运前夕，北京旧城核心区域的前门大街改造，再次大规模一次性复建历史文化街区，致使沿街建筑粗浮、小品粗俗，空间品质犹如片场。
与此同时，北京什刹海地区的烟袋斜街改造，采取政府有限干预策略，即政府出资先把市政设施到位，再逐步引导房屋修缮和经济发展，最终达到政府投入基础设施的资金而收入地区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旅游和商业税收，居民没有付出成本而获得地产升值，改造吸引的大量投资获得一定的利润的共同繁荣局面。此后南锣鼓巷的改造采取了相似的策略，也获得了成功。遗憾的是这些局部的小规模改造模式，很快被其更为抢眼的商业轰动效应遮没。
而最近十年来，罕有在更大的街区、区域和城区进行渐进式改造的成功案例，媒体透露的更多信息是各地旧城街区的大规模拆除，但这不完全是事实。不管在上海、广州、还是北京，旧城的历史遗存还大量存在，在有些地方（如南通的唐闸）甚至还保留着20世纪初的生活方式，所谓的“千城一面”只是表象。眼下，这些大量/大片历史遗存因空间价值被忽略、年轻群体的撤离，正在迅速衰朽，发现、记录和再生，是万分迫切的工作。
4．创意空间再生
产业遗产价值的发现与再生，是近十年来中国城市最为抢眼的事件，这多少赖于艺术家工作室/画廊的“启动”模式、大城市创意产业策略的倡导和新都市群体的产生。并且，最近几年，产业遗址再生的模式已经超越了时间（如深圳华侨城OCT中心再生的是只有二十年历史的加工业厂区）、地域（如内地“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和范围（如南通唐闸近代工业区，欲整体再生为创意区域）的阈限，成为区域甚至城市再生的策略。
北京的798艺术区位于酒仙桥大山子地区（故又称大山子艺术区），原为国营798厂等电子工业的老厂区所在地。从2001年开始，来自北京周边和北京以外的艺术家开始集聚798厂，利用原有厂房的风格，稍作装修和修饰，一变而成为富有特色的艺术展示和创作空间。现今798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并已成为了北京都市文化的新地标和旅游热点地区，而且带动附近草场地艺术区、酒厂艺术区和环铁艺术区的崛起。不仅如此，798的成功再生，也促动了管理方和政府的创意产业再生信心，眼下，与之相近的751厂区的设计广场的主导性再生，以及焦化厂、首钢等更为扩大区域的主导性再生，已经揭开帷幕。
与北京的产业遗产再生之路稍有不同，上海的苏州河沿岸、莫干山路50号艺术区、大杨浦—滨江创意产业中心的由个案到区域、由工作室到亚太创意设计中心的宏大构想，更多有赖于具有超强韧性的台湾设计师登琨艳的努力。
但是，由于中国的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发展的畸形（黄金时代短促、产业区域与都市空间隔离），都使其再生模式必然与纽约（如苏荷区、切尔西区）、鲁尔工业区等地的再生模式不同。虽然产业遗产再生近年来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是半封闭的环境、过快商业化和管理方的强势主导，仍使其未来具有不确定性。
5．新都市人的诞生
2007年，艺术家方力钧的一个展览上，重要作品是一片翻制的金色头像，他后来在接受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馆长杰罗姆·桑斯的访谈时说：“这些人大体上是新中国以后第一批自由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为了政府、不是为了体制工作的人。对于我个人来讲，在我生命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些人，并可能记录下来的一些人……这是一个非常幸福、非常难得的机会。”
在中国，“自由职业者”特指自动脱离体制后民间生存状态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媒体工作者和撰稿人，正是这些新都市人，以其职场的流动性、城市的漫游性、表达的新异性和生存的另类性，形成了近十年来颇为独特的都市风景。
从圆明园画家村到宋庄、树村和霍营，北京自由艺术家始终在城市边缘寻找聚居的场所，那时，艺术家的聚居区还被看作不安定区域；眼下，北京的798、草场地，上海的莫干山路50号，深圳的OCT中心，自由艺术家由农村接近城市、进而占据城市。当代艺术、地下电影、地下音乐、艺术区、京漂、工作室、SOHO、志愿者……这些新城市现象，都与这一人群的出现有关。新都市人的出现，是中国近十年逐渐形成主流都市模式和都市性的重要指标，即他们往往是构成都市活力和丰富性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与“在朝”的职业者的动辄在论坛、酒席间的激扬话语和批判姿态不同，“在野”的新都市人更执迷于发现、记录和表达，以及文本上的批判与创造。
6．CBD之梦
近十年来，随着超速城市化的浪潮的席卷，“大都市”和“CBD”（中央商务区）已经成为中国几乎所有大城市（甚至中型城市）的梦想，而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的浦东陆家嘴CBD，则是这一轮中国式造城模式的“原型”——所谓所有CBD优点陆家嘴都有（如大面积中心绿地、曼哈顿般令人震撼的天际线），而所有CBD缺点陆家嘴也都无法摆脱（如步行尺度街道空间的缩减和宽阔的车行大道主导）。
与此同时，上海的6个区域性CBD（淮海中路、徐家汇、人民广场中心区、虹桥、南京西路静安寺、五角场新江湾城）也并行发展，形成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所见的高楼大厦在旧城遍地开花的奇异景观。
北京CBD的设想在1993年提出，2000年正式推出，2003年开始运作，2007年初现格局，目标当然是要成为“北京的曼哈顿”，由于不受古都风貌保护的限制，建筑容积率和建筑的高度可适当放宽和提高，建筑风格和建筑形式可多样和探索，CBD正在成为北京的“特权”区域，癫狂空间的策源地。眼下，随着国贸三期和库哈斯的CCTV新台址的竣工，北京的CBD已经气势初显，其模式与陆家嘴相近，而独缺明晰的地理和景观界限。与此并行的是西单西侧的金融街，也在这十年里也戏剧性地成长为巨人，眼下，它已是名副其实的金融总部中心，业绩力压CBD，并且溢出界线，开始向西部和北部蚕食鲸吞。
眼下，随着环渤海经济圈的超速启动，天津滨海新区CBD（于家堡）规划，由于河道湾流而形成的独特地形，更为露骨地克隆了曼哈顿模式。
就像大都市化目前已成为众多中国城市的未来指标一样，CBD也已是大城市的必备的乌托邦梦想，在这十年里，取景于曼哈顿、取意于陆家嘴的中国式CBD模式，正得到广泛复制，成为超速城市化欲望的最为直观的表达。
7．新国家主义建筑
新国家主义建筑是指近十年来在中国（主要是北京）出现的、以国际招标方式建造的国家级建筑，如国家大剧院、鸟巢（国家体育场）、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国家博物馆扩建，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CCTV新台址。
1999年，北京的第一个新国家主义建筑——国家大剧院项目，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中标；2002年，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CCTV新台址方案中标；第二年，瑞士建筑师组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鸟巢”、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的北京机场3号航站楼和澳大利亚PTW建筑师事务所的“水立方”方案中标；2004年，德国建筑师事务所gmp中标国家博物馆扩建工程。
2000年6月，49位院士和108名建筑专家给中央常委上书，认为国家大剧院方案严重不科学、不合理，造价超一流而功能仅为二三流，脱离中国实际，无视中国传统。这种激烈的反对声浪后来也出现在对“鸟巢”和CCTV新台址设计的反应中，并随着中国“正在成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的鼓噪而达到高潮。
但是，历史并没有随着主流建筑界的意愿而发生扭转，新国家主义建筑（主要是“鸟巢”和CCTV）以其强烈的国际化和未来主义诉求，对区域和城市空间的强大整合力，给北京赋予了活力，已是举世公认的国际设计师在中国的一流设计。我曾经说过：“近年北京一系列由国际著名建筑大师设计的标志性建筑，是在主流建筑界强烈的抵触情绪下浮现的，已经有许多人阐释了其将对北京城市空间产生的重要影响，但它其实还有着更为复合的文化内涵。北京标志性建筑国际化的趋势，图解了它对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强烈诉求，以及塑造全新的、具有前瞻性的城市性格的野心。”
8．速度城市
改革开放以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化的公路交通方式曾是中国城市/国家交通的主流发展模式，在城市，立交桥和环路；在城市之间，高速和快速路的超速建设，曾是媒体炫耀的现代化指标。但是由此带来的拥堵、耗费和污染等问题的日益加剧，以及超级城市群建设对快速、环保、高运能和低成本运输的迫切需求，使适合国情的轨道交通在近十年受到“国家策略”般的重视。
中国铁路在近十年（1997—2007）六次大提速，从第一次提速的最高时速140公里、平均时速90公里，到第六次提速的开行时速200公里以上，部分区段达到250公里。与此同时，城际列车的高速化和公交化（如2008年开通的京津城际高速铁路，时速350公里，目前行车间隔10分钟），进一步拉近了城市圈之间的空间距离。这十年超速发展的中国铁路和航空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从近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时空观念，并将持续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节奏。
地铁的超速建设和体系化，也是这十年中国大城市生活速度提升的重要因素。国外超大城市（如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的地铁系统，均已经过一百多年的商业化开发，形成了完备、主流的都市交通系统，是超大城市运转的脊梁。而中国的地铁建设不过几十年的历史（北京地铁一期作为战备工程1965年正式开工，于1969年基本建成，1971年开始试运营，1981年才正式交付北京市运营使用），北京直到奥运前夕，才勉强勾画出连通主要城市节点的地铁/城铁系统；在这十年，上海、广州、深圳、重庆等城市也建立了地铁系统，天津的地铁系统也在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因超级拥挤和网络化而促成的地铁文化也应运而生。
轨道交通建设是中国城市近十年来超速发展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并且未来发展的潜力巨大。而中国城市交通的现实依然严峻，轨道交通的人性化（如零换乘、每平方公里车站数量、出站口等）的缺欠和公路交通的拥堵，依然是中国城市的顽疾。
9．郊区城市
与以往学术和西方意义上的“郊区化”（特大城市因人口和各种职能迅速向郊区扩散转移，从而使郊区变为具有市区多种职能的城市化地域的过程）不同，近十年来以超大规模经济适用房为主导的社区带动的郊区化城市，正在形成独有的郊区化生存的中国特色：旧城贫困人口的外迁、经济适用房社区与别墅（往往是中国式的“联排别墅”）的并置、白领的郊区的想象和大空间欲望……
超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摊大饼式无序蔓延，一直是规划界和学术界极力规避/批评，也是正在成为无奈现实的现象。就是那些规划了的超大社区，如北京的天通苑、回龙观、世纪城，上海的莘庄，广州番禺碧桂园，也成为超大型的、仅具有单一居住功能的“卧城”。大量居民汇聚于城市郊区超级住宅区，表面上带来居住面积的改善、环境质量的提高，但是与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疏离、服务业的稀缺和交通线的无限拉长，都使“郊区城市”的居民成为远离都市氛围的尴尬人群——空间介于城—乡之间，生活状态、信息状态也介于城—乡之间，与城里社区的相对封闭性相比，郊区化超级社区的卧城模式具有绝对的封闭性。
如何整合郊区化城市，使之逐步具备某种卫星城的功能，进而成为卫星城和具有都市性，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对超速发展的、尚处于青春期（郊区化的初级阶段）的中国城市来讲，就更是一种挑战。
10．景观城市与生态城市
在中国超速城市化的十年里，景观城市的营造应该是最为外化的特征，与之前珠江三角洲城市带粗放的造城模式迥异，这十年各大城市着意于以行政中心建筑—轴线—广场—绿地为核心的景观营造，如深圳市民中心及广场、东莞中心广场，甚至区级政府也着意营造超大规模的行政广场（如宁波市鄞州区政府广场），其理想模式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海的人民广场、青岛的五四广场和大连的人民广场等广场群。这种巴洛克式（以轴线、对称建筑和装饰性绿地为特征）的古典语境城市景观的成批复制，是政府视角的城市规划理念的最好阐释。
与此相近，近十年各地新建的公共建筑和商业中心，以及知名或规模巨大的地产项目，也都标榜以广场、绿地和低密度为基本指标的景观社区构想，由此产生了大量建筑、景观小品与公共空间疏离的、空洞的城市广场。而近几年来，随着“可持续性”、“再生”、“生态”等全球化理念的风行，借鉴古典园林意向的“山水城市”，正在成为“生态城市”中国式范本。有意思的是在所有这些公共空间的设计中，有大量国外设计师的作品迎合了这一趣味，但这种以景观（视觉）、伦理（农业文明或巴洛克式的古典语境）为主导的生态城市，与当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刊于《周末画报·史记（199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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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old Schwarzenegger, Malibu, California, 1988. Photograph by Annie Leibovitz.
I first worked with Arnold Schwarzenegger in 1975, when he was competing in the Mr. Olympia bodybuilding contest in South Africa. Arnold was 28. He’d already been Mr. Olympia five times and he was about to retire from bodybuilding. He wanted to get into films. The 1975 Mr. Olympia contest was the basis for George Butler’s documentary Pumping Iron, the movie that popularized bodybuilding and introduced Arnold to a wider audience. Butler was a friend of Jann Wenner’s. I don’t remember exactly, but I assume that my trip to South Africa was what is now known as a press junket. I can’t imagine that Rolling Stone would have paid for it. I do remember that Butler was always filming when I was trying to work.
Arnold is the center of Pumping Iron in every way. In terms of the narrative of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contest, he is the guy everybody else has to beat, which they pretty much know they can’t. As a character, he is aggressively, if charmingly, self-confident. Witty. Intelligent. Full of himself. He somehow makes what is a rather freakish scene seem almost normal, although it never seemed normal to me. Steroids were legal then. I had just spent several weeks on tour with the Rolling Stones, where Mick Jagger was the male sexual ideal. Being around all those super-pumped-up guys made me feel like Diane Arbus. It didn’t help that we were in South Africa, which still had apartheid. There were separate bathrooms for blacks and whites. It was an uncomfortable situation.
Arnold was sharing a room with his friend Franco Columbu, who came in second in the final posedown. Arnold and Franco were very competitive and brotherly and I decided that I wanted to photograph them in bed. I had in mind something that was, in retrospect, along the lines of Bruce Weber. The magazine used one of the photographs of them horsing around. Standing on their heads on their pillows. It was more silly than erotic. They had their underpants on for that shot, but Arnold was also walking around naked that morning. Like most models or athletes who love their bodies, Arnold didn’t mind being naked.
Two years later, when I had to photograph Dolly Parton and needed an interesting background, I asked Arnold to pose with her. She was a much bigger star than he was. Most people had never heard of him then. I was thinking of chopping off his head in the frame, but it became a moot point because Dolly kept standing in front of him and blocking him out of the picture. In the portrait, all you can see of him are his flexed arms and legs. He’s furniture.
In Pumping Iron, Arnold says, “I was always dreaming about very powerful people, dictators and things like that. I was just always impressed by people who could be remember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or even, like Jesus, be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 remembered.” Ten years later he was the Terminator. I shot him for the Vanity Fair Hall of Fame in 1988. We were shooting on the beach, and he said he had a horse, and I said, Well, bring it along, not thinking much about it. I couldn’t believe it when the horse showed up. It looked like Arnold. Arnold’s thigh in those white pants looks like the horse’s thigh. It was not a picture that I liked right away, because it is primarily about form and I’m reluctant to have form impose the meaning on a picture. But in Arnold’s case, form is also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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